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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映像中韩》连载——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2008-11-20 来源:

    秦 风

    楔 子

      1999年,我应邀去了趟韩国。期间,一位韩国学者给我看了一幅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时来宾签名的礼巾。这是一方原色绸布,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显赫的人物,周恩来的名字也在其中。在众多的签名里,周恩来的名字并不特别醒目,但韩国方面却因之找寻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

      这位学者说,韩国政府曾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精心地复制了50份,分送给国内的政要闻人,他也获此殊荣。随后我又到了汉城近郊的大韩民国独立纪念馆,对于民族精神异常浓烈的韩国人民而言,这里彷佛他们的革命圣殿,是流亡海外前辈抗争不懈的血泪史。

      说起来,韩国是我去的第一个外国。1979年初,我曾去过韩国。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纪的我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同行的其他学校的女学生个个如花似玉,板门店停战区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天色灰暗。同学们初次感受细雪飘脸上,都兴奋无比,青春笑颜似乎永远跳跃在那过往的一刹那。我还记得,由于实行宵禁,我们必须在晚上12点以前赶回旅馆,汉城的夜晚只见零落的灯火,军事管制的气氛相当浓厚。

    韩国独立运动的由来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议共进行了四天,主要讨论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局势。随后,三国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定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大会来宾签名的礼巾。

      这是战后韩国独立最早的国际法依据,写入了今天韩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不过其具体独立的时间与程序犹待进一步讨论,尤其英国政府坚持加入“适当时期”的字眼,更为以后留下了伏笔。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势力正式进入朝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朝鲜王室闵妃引进俄国势力,使得日俄两国各据朝鲜一方,形成权力均势,皇室尚能苟安一时。不过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惨败,退出朝鲜与南满,日本终于完全掌控了朝鲜。近年韩国著名的电视剧《明成皇后》正是描述此一时期李朝宫廷内外发生的事情,包括软弱无能的君主、顽固不冥的守旧势力,蛮横无礼的外国使节以及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无论场景、人物和对话都会让中国人想到同一时期的自己。不过,朝鲜民族的性格似乎特别刚烈。在弱小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他们暂时没有能力组织集体的反抗,不过个别韩国志士的胆识与必死的决心却超乎常人的想象。1909年,流亡中国东北的韩国志士安重根等人在哈尔滨车站狙击日本重臣伊藤博文,造成伊藤重伤身亡,安重根随后也牺牲于旅顺监狱。安重根的赴难并没有阻止隔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鲜,但它却预示了日本统治朝鲜将面对难以想象的反抗,同时也注定了,由于地缘和同样受到侵略的命运,朝鲜独立运动势必与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朝鲜亡国的第二年,中国即爆发了辛亥革命,韩籍同盟会员金圭植参加了革命,随后并成立了同济社此一独立运动团体,同时流亡于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韩国人士所成立的爱国团体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巴黎和会举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给予海内外韩人极大的鼓励。3月1日,以学校学生为主的30万群众聚集在汉城钟路的“塔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高呼“大韩独立万岁”,人潮汹涌,气壮山河。 

      韩国“三一革命运动”中被日警逮捕的抗日志士。

      日本在韩国广设警署,严密控制韩国民众。

      1939年,旅居中国汉口的韩国侨民举行纪念“三一革命”的街头演出。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人在“独立宣言”中引古述今,颇有康、梁之风,事实上这份宣言发表后的两个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力求革新的激愤,中韩人民的心境并无二致;不同的是,韩国已亡国,中国尚存一息,然而两国人民任人宰割的心境却是同一历史命运的产物。面对韩人突然爆发集体反抗,日本当局采取了血腥的武力镇压,到处派出军警枪击群众,追捕抗日志士,延续数年。后来据日本当局自己的统计,这次运动前后参加人员计一百三十六万余人,被杀害的有六千余人,入狱的有五万多人,其它被焚毁的教堂、学校、宅第不计其数。尽管“三一运动”功败垂成,但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却象征伟大的纪元的开始,从李朝末年坎坷的国运以致昏臣卖国的无奈中,韩国人民终于彻底觉醒,并认识到提高本身的文化和教育是争取独立与迈向新时代之根本。

    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独立运动的大本营

      “三一运动”后,大批韩人流亡海外,并在东北成立了“韩国独立军”,转战于长白山之间,同时也先后出现了三个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汉城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上三个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有些是重叠的,尤其汉城置于日本当局严格的军事管控之中,所谓汉城政府成员许多是在海外,仅为一虚拟的名义。因此,最后还是落实在环境最适合的上海临时政府。1919年4月10日,首次临时议政院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选出李东宁、孙道贞担任议长和副议长,接着选出国务总理李承晚、内务部长安昌浩、外务部长金圭植等阁员。会议还决定结束君主制,实行共和,国号为大韩民国。接着在安昌浩的斡旋之下,积极整合各派力量,独立运动人士同意解散海参崴和上海的临时政府,承认由韩国13个道代表创立的汉城政府为正统,并在继承此法统的基础上改组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9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议政院选出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并由他任命国务总理李东辉、内务总长李东宁、外务总长朴容万、法务总长申奎植等阁员,并立刻展开国际宣传活动,争取各国支持韩国独立运动。这里顺便提到,这一年出生于平壤贫农家庭的金日成刚好7岁,六年后随着父亲到中国东北吉林,逐步走上另一条抗日革命之路。

      尽管“三一运动”催生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内部宗派主义浓厚、革命思想分歧,以致派系纷争激烈,几致水火不容。1921年李承晚带着亲信干部前往美国,从此留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未再回到上海。就当时国际环境而言,美英法等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反应冷漠,只有战略上受日本直接威胁的中国与苏联积极支持韩国志士,然而当时的中国困于军阀割据的乱局,自顾不暇,不过随着中国革命力量迅速兴起,中韩双方立刻密切地联合在一起。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临时政府立刻派金圭植为专使,向孙中山提出合作的请求,其中包括了由中国军事学校收容韩籍学生。事实上,临时政府驻广州的代表濮纯本身就是中华革命党党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第四期吸收了一批韩籍学生,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侦查,他们都有中韩双重国籍,而且使用假名。两年后国民革命军北伐,韩籍学生担任了军中基层干部,一些人并自行脱队,到东北参加独立军的武装行动。1926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另设立特别班,接纳新一批韩籍学生。换言之,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壮大,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已不仅是口头上道义上的,而是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主要负责的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的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掌管军事政工系统的贺衷寒、邓文仪、戴笠等人。至于协助培养军事人才方面,1932年国府军委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党魁、黄埔毕业生金若山在南京汤山合办干部训练班第六队,即“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共收韩籍学生17名,后又再收二期学生,共计80人。1935年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与金若山在江西合办政训班朝鲜学生队,以敌后情报特工为训练目标,计收84名韩生。以上这些革命青年后来就成为金若山所创“朝鲜义勇队”的骨干分子;此外,国民党组织部与临时政府亦合办了多个训练班,包括1932年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设第十七队,收韩生92名,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设特班,收韩生50名,中央军校第十期收韩生17名,第十一期收20名。1935年又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收28人。以上韩国青年后来大多成为“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公园事件”

      在训练韩籍青年的同时,临时政府在上海也有一番轰轰烈烈的表现,其中举世瞩目是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园事件”。时机刚好在日本连续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战役等侵略气焰达到最嚣张的一刻,4月29日,日本军政要人和日侨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警察厅长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向台上日本军政首长投掷炸弹,造成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死伤,使得这场原本要庆祝“上海事变”的庆祝仪式变得狼狈不堪,在惊惶中解散。尹奉吉当场被捕牺牲。这一事件震惊国际,对于饱受日军欺凌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大大出了一口气,官方虽不能公开庆祝,但内心窃喜实不言而喻。事实上,虹口公园事件使得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人士的反抗意志刮目相看,并开始全力施予援助。这里有必要提到金九继李承晚成为临时政府主席的背景,金九原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此仅为一虚衔,不过其另一职务警察厅长兼上海韩侨会会长,却肩负保护临时政府成员安全的重责大任,以及掌握情报、组织群众等实际工作,足以发挥真正的力量。金九所领导的秘密团体“韩人爱国团”团员李奉昌于1932年1月,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裕仁天皇,虽未成功,但已震惊日本国内。“虹口公园事件”更使金九一战成名,也使抗日活动的国际宣传达到空前。为了躲避日警的追捕,临时政府只好迁到杭州,重要成员此后奔波于杭州、嘉兴两地。1933年5月,经过江苏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安排,金九由朴赞翊陪同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室拜会了蒋介石,达成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官的协议,同时增加对临时政府的财务援助,这次会见表明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也确认了金九在临时政府的领导地位。

    抗战爆发,中韩合作局面一新

      面对中韩抗日斗争合作日趋密切,日本也曾利用经济手段间离中韩人民,如将数百万的韩侨迁居到中国东北,造成与当地中国百姓生存资源的争夺,同时又唆使一些附从日军的韩奸,狐假虎威,欺压善良百姓,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即是日本背后鼓动的结果。又如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所雇佣的翻译,在中国北方多为通晓中国话的韩人,这些韩奸无恶不作,令当地中国人痛恨不已,而有“高丽棒子”之称,以致抗战胜利后北平一些餐馆竟有“韩人不准入内”的字样,遭到韩侨向国民政府投诉。当时国府对韩事务的负责官员邵毓麟为此特别找了中央社记者,公开说明日本军阀分化中韩人民的感情以利其侵略的恶毒作法,战后既然中国已决定宽待日本敌人,岂可歧视同受侵略压榨的韩人,因此吁请民众改正对待韩侨的观念。邵毓麟还拜访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饬属劝阻少数人受到误导的行为。

      1939年,日俘收容所举行韩国籍俘虏加入朝鲜义勇队仪式。

      新编入朝鲜义勇队的韩籍战士。

      朝鲜义勇队中的女队员。许多韩国女子被日军强征担任随军护士,被俘后多被动员参加了义勇队,投身抗日独立运动。

      总之,1932年之后,国民政府援韩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韩人也感到随着日本加快了侵华的脚步,战争气氛浓厚,中国全面抗战即将爆发,韩国民族解放的时机也将来临,为此,在华韩侨兴起了就读中国军校的热潮,临时政府的成员多将子女送到中国学校念书,如金九的儿子金信即毕业于中国航空学校(后曾任韩国空军总司令),他们在中国成长受教育,汉文水平与中国人无异,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后再迁于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疏散西迁,1939年5月迁到四川省南部的綦江,距重庆只有一百里地。尽管临时政府未及展开军事活动,但李范、金弘一以及一些中国军校毕业的韩国青年直接以中国军队的一分子赴火线作战。1938年10月,金若山运用他在国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汉口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初期有120名队员,左翼色彩较浓,与中共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该队下有两个分队,隶属军委政治部战地工作队,尽管这是中国政府直接协助成立的朝鲜武装部队,达成了临时政府长年追求建军的梦想,不过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存有间隙,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领导权的挑战。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虽然在国府最高当局的撮合之下,两人在7月间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书”,但因美洲一些韩侨团体抵制金若山的左翼色彩,使得金若山最终仍决定独自行动,又增建义勇队第三分队,并派到前线与中国战地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对日军广播、审讯日俘和翻译截获的日军文件等工作,到1940年义勇队已发展到318人。1941年初,义勇队奉令前往河南北部和湖北进行游击战,4月,主力队员120人由朴孝三和金世日率领,集体投向八路军,由于国共两党已由初期的密切合作转为渐生磨擦,朝鲜义勇队的主力队员投向中共,造成国民党对金若山不满,也迫使金若山放弃原来反对金九的立场,于1941年发表声明加入临时政府。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刘峙将军代表中国政府致贺。右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合影。中间着深色衣服者为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其右为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

      1943年,旅居中国的韩国人在重庆举行自由韩国人大会,一位爱国志士在慷慨陈词。

      抗战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设在重庆的办公处。

      至于金九这边,1940年4月,则由金九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的韩国独立党、李青天的朝鲜革命党三党合组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9月,临时政府由綦江迁重庆,并且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典礼。这是韩国临时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内外亮相。这场盛会出席的中方要人超过百人,盛况空前,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当时是以国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来)。金九为临时政府主席,李始荣为财务部长,曹成焕为军务部长,赵琬九为内务部长,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为参谋长。临时政府宣布,光复军的前身是原韩国军队,是继承了抗日义军和独立军33年抗日斗争传统的武装独立团体。尽管光复军的成立鼓舞了海内外韩人的士气,不过一年间光复军的扩展计划却原地踏步,主要是国府高层对于如何整合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感到十分困惑,最后蒋介石下令何应钦强行合并两部,金若山终于被迫同意将朝鲜义勇队合并于光复军,金若山屈居副总司令的虚职,失去了指挥部队的实权,愤愤不平。日本投降后,金若山还是选择忠于本身的思想,投奔了北朝鲜。不过光复军的规模较小,只有四个支队,粮饷军备盖由军委会拨给,主要任务仍以支持中国军队的战地工作为主,尢其是向日军中的韩籍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并且作为韩国独立的主权象征之一。

    中国积极推动朝鲜战后独立,几遭挫折

      1942年12月,蒋介石核定了一个“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指定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朱家骅、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三人为最高负责人,其中提到“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临时政府。”这意味着随着局势的进展,有关韩国独立的国际问题将接踵而至。1943年初,国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在《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战后韩国应即独立,文章指出:“朝鲜的独立,已为必然之结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的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争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此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矣。” 这篇文章被视为中国政府对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首度公开表态。这年的年底,中国的代表即以此论点在开罗会议为朝鲜人民仗义执言,并将其列入会议声明,不过真正独立的过程仍是一艰苦的过程,主要是美英苏三国为战争的全球局势暗中正展开角力。首先,苏联对朝鲜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从后来的“雅尔塔条约”中充分表现出来,美英为了抵制苏联,规划出战后朝鲜由国际托管五年的构念,表面的理由是韩国亡国多年,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干部,韩国派系林立,短时间难以整合出一团结的政府等等,实际目的还是跟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英国的说法尤其露骨,开罗会议中甚至建议将宣言中的“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的国家”改成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使之地位不明,反映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玩弄他国命运的惯伎。尽管国民政府强烈反对,但因国力不足,也无可奈何。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的日记上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为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不过英国方面也有自己的说法,战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美苏才是划分战后世界大局的要角,英国常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由美国单方面通知。总之,从1944年起,美苏英中各国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场合中就朝鲜问题继续角力,事实证明,中国最后被抛到一边。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并订立密约,主要内容是三国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欧战结束之二三个月内,将协助盟国对日作战。战后库页岛南部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还苏联,大连港应辟为自由港,苏联在该港的优越地位应获保障,旅顺则为苏联租用的海军基地。此外,中东铁路及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公司联合经营等等。美苏还口头协议,双方将以北纬38度为界分别占领南北朝鲜。这项密约,无论从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角度来看,都是触目惊心,倍感屈辱。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但雅尔塔密约所瓜分的美苏势力范围亦然成真,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美国军队则进驻南朝鲜,双方以北纬38度为界。这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决议韩国经由军事占领,由盟国托管五年后再予独立。1946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又称“旧金山会议”,以美英苏中的名义邀请其他国家参加。韩国既未独立,临时政府也未被各国承认,自然不在邀请之列,不过国民政府仍协助临时政府以观察员身份派遣代表团列席,却遭美国以各种借口拒发签证,只好由旅美的韩国独立领袖李承晚、韩始大、田景武等人前往旧金山,与中国代表共同进行反托管的宣传活动,以确保实现“开罗会议”对朝鲜独立的保证。然而会议进行中,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传出,中韩人员均惊讶不已,原来他们根本是白忙一场,中国东三省和朝鲜的战后命运早已经被美英苏三国私自决定了,中国由抗战胜利所得到的“世界四强”只是一场自我陶醉罢了。

    归国之后

      同一时间,临时政府人员正等待返回韩国,然而国民党却忙着本身的事务,包括接收大批沦陷的土地,与共产党谈判等等,临时政府返韩也需要美军派飞机运送始能成行,又由于美国政府已决定朝鲜交由国际托管,故不拟承认临时政府的地位,而是委婉地告诉国民党:“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任何政治团体,均不拟绝对协助。惟按诸韩国现状,凡有建设能力之个人,愿在军政府范围内工作者,自当奖励其进入韩境。如有机位,必得以美军管理之飞机运送。”11月初,临时政府返韩行程终于排定,蒋介石在渝宴请金九主席及临时政府成员,场面既温馨也有几分感伤。他们在中国多年,尤其最后八年在山城重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患难与共,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早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们的下一代更是在中国长大,如今突然要告别中国,自然不舍;不过他们的人生目标毕竟是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如今日本战败投降,他们自然欣喜万分,然而所谓国际托管下的朝鲜究竟如何?前景又似一片茫然,返韩后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尽管金九不可能宣布解散临时政府,但现实是,他们必须放下26年的艰苦奋斗,以平民的身份返国。11月5日,金九一行由渝飞沪,当晚前往原日本租界的虹口公园,出席上海韩侨欢迎大会,金九面对台下欢呼如雷的同胞,百感交集,13年前就在这里他指派的尹奉吉干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以身殉国,如今同一地方已不见日人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场飘扬的韩国国旗。金九旧地重游,直到23日才由驻韩美军当局安排,搭机返韩。

      1945年,即将返回祖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

      此时南朝鲜正置于美军第六军军长霍奇的控制之下,此君为一武将,作战勇猛,但政治手腕僵硬,对局势的判断经常有误,与韩国政界人士相处时也未能理解刚脱离殖民的人民要求平等与尊严的强烈渴望。由于国际环境使然,此时南朝鲜政界大致被划分为“亲美”、“亲华”、“亲日”三个派系,“亲美派”以长年住在美国的李承晚为代表,1945年9月间即由美国政府安排,最早返回韩国,其余的如徐载弼、韩始大、田景武、金呼等人也陆续回国;“亲华派”即指金九与重庆临时政府人员,虽然没有美国政府作靠山,但长年领导武装斗争,加上发动“樱田门事件”、“虹口公园事件”等,在韩人的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亲日派”则以《东亚日报》为据点,以曾受殖民体制栽培的反抗人士宋镇禹、金性洙领导。以战后韩国的内外环境而言,主流力量必然是李承晚与金九的政治联盟。但这两股力量之间也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由于1921年李承晚离开上海以后,就一直住在美国,美国一开始并不像中国那样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相反地,由于考虑到对日外交,美国政府对于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并无一独立之政策,不过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策大幅调整,李承晚等旅美独立运动人士的份量也与日俱增,依仗着自己的资历以及美国强大的力量,李承晚实质上并未把重庆那批后辈放在眼里。抗战胜利后,国府代表邵毓麟赴美拜会李承晚,邵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想到三一革命前后李承晚为韩国独立而奋斗的种种传说与纪录,如今竟能亲会缔交,颇感兴奋,衷心对他深怀敬意。但我在我们初次谈话中,同时亦发现他倚老卖老,语多傲慢,不仅谩骂美国国务院官员为‘小萝卜头’,甚至对重庆临时政府独立运动者们的多年努力,既没有给予公平的评价,对于中国朝野始终一贯的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也很少提到。他在谈话中反而一再探问我个人对金九的印象和评估。我对金九当然赞誉备至,在我说,这应该是公平的事。殊不知我受聘为金九主席的顾问以及我对金九为独立而努力的赞誉这两点,以后却成为我和李承晚交谊上的障碍,真是非我始料所及。外交与内政人事关系之微妙,有如是者。”可理解的是,李承晚对金九政治上抱着戒心,毕竟临时政府是“三一革命”的直接产物,金九等人长年在中国对日作战,深获群众支持,不过当前的要务是反对国际托管计划,李承晚只能联合金九共同对抗霍奇。在韩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之下,美国国务院只好于1947年8月,分函中英苏,要求另商代替托管制度的新办法,苏联则坚持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拒绝讨论。于是,9月间美国直接向联合国大会提议韩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选举,以便成立独立政府。11月该案获得通过,并决议成立“联合国韩国委员会”,由中、法、澳、加、印、菲等九国代表组成,负责执行。1948年1月,“韩国委员会”在汉城举行首次会议,并计划进入北朝鲜,协商全韩选举办法,但北朝鲜坚决反对此案,严拒委员会代表进入北朝鲜。于是委员会决定,先在可能举行选举的地区,即南朝鲜境内举行选举,并根据南北朝鲜地区人口比率,先选议员二百名,其余一百多空额,留待将来北朝鲜在联合国监选下补足。简言之,由于美苏几次协商未果,美国决定先在南朝鲜成立韩人代表政府,然而金九对美国的提案持保留态度,认为此举将使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因此公开反对南朝鲜单方面举行选举,主张南北朝鲜政党代表,先行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以求达成全韩的选举。1948年2月,金九致函“北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科奉,主张举行南北朝鲜政党协商会议,立刻获北朝鲜领袖金日成的欢迎。4月,金九偕同金奎植赴平壤会商,惜未达成任何协议,无功而返,政治声望受挫。5月,南朝鲜在联合国代表的监督下举行选举,成立制宪国会,李承晚被选为议长,金九与金奎植虽然反对单独选举,仍被选为副议长。7月,国会通过宪法,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提名曾任韩国光复军参谋长的李范为总理。8月15日,韩国政府正式成立,美军驻韩司令搬出官邸,让与李承晚,即今日的总统府“青瓦台”,至于金九则将国会议长一职让给金奎植,自己住在汉城的“京桥庄”,退出政坛,淡泊名利,直到1949年底被刺身亡。

      1947年4月,韩国独立运动领袖李承晚博士访问中国,在南京下关车站受到中韩友好人士的欢迎。

      1947年4月,来访的李承晚博士在南京拜会国民党政要吴铁城,感谢吴铁城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大力协助。

      至于北朝鲜方面,金日成于1945年9月19日,搭乘苏联军舰在元山登陆,并于年底迅速建立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完成了党的建设工作,1946年8月,联合朝鲜共产党和朝鲜新民党创立了朝鲜劳动党。1947年2月,建立了朝鲜无产阶级政权——朝鲜人民委员会,金日成任委员长。在南朝鲜成立大韩民国的24天后,金日成在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任内阁首相,年底苏军撤出北朝鲜。表面上,美苏军队都已撤离了朝鲜半岛,但对于奋斗毕生的韩国独立人士而言,这样的局面怎能让人接受?无论是北方或是南方都坚持国家必须统一,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战争终于一发而不可收……

    后 记

      2000年中,笔者与朋友去韩国参加“光州事件”20周年纪念活动,相较第一次去韩国时,此时我已是不惑之年,韩国也变了一个面貌,不再是朴正熙时期实施军管宵禁的清贫社会,变成一个都会繁华、衣着光鲜的富裕国家。城市的街道则整洁明亮,看上去很像日本的城市。事实上,早在12年前为了举办奥运,汉城早已大肆翻修,焕然一新,当局也从不讳言他们以追赶并且最终超越日本为目标;而且与日本年轻一代沉溺于享受的情况不同,韩国新一代依然保持勇猛刚强的性格,那种求好求胜的心理,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在光州市中心的广场看到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席地而坐,挥舞着拳头,高唱着战歌,谴责美军当局阻挠南北和解与统一的行径。在我以往的工作生涯中,曾经历过不少激烈的政治场面,但那天晚上听着广场上黑压压的民众秩序井然地唱着激昂的战歌,仍然被深深地震撼。接下来的晚宴由金大中总统亲自主持,来宾们列队趋前与他握手并致意,虽然我并不兴奋,但感觉还是很特别。接着金大中总统发表了一篇语气激昂的演说,提到朝鲜民族终归统一的目标,演说完大家起立举杯预祝这个目标顺利达成。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几乎包括了来自韩国、日本、台湾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有一些甚至是坐过多年牢的前共产党员,他们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批判美军当局直接和间接破坏人权的行径。这意味着韩国民主政治的精神意涵在其本身的历史背景之下,有着极为浓厚的反殖反帝的色彩。因此,1992年韩国与中国建交之后,精神语言上的沟通并没有多少障碍。在重庆地方政府的协助之下,韩国有心人士已捐资重建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每年都有许多韩国的学者和观光客来到此地,纪念前辈们为了争取祖国早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奋战不懈的精神。对于韩国史学界而言,上海与重庆临时政府的原址是他们的革命圣地,是“三一运动”的直接继承者,也是今天大韩民国政府法统的根源。当年临时政府人员回到韩国后,不少人曾留下感人的回忆文章,既是历史的、政治的也是文学的,有些还成为早年的畅销书。至于早逝的金九先生的铜像则矗立在汉城市中区的山丘上,其精神从上海、重庆到汉城,贯穿八十余年,历久弥新。

      (秦风,原籍福建省古田县,1958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自幼即喜爱历史和美术,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约二十年,其间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游历世界各国。1995年起收集历史照片,2000年成立文史工作室,倾心投入历史影像的发掘与应用。在中国大陆出版《秦风老照片馆》、《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岁月台湾:1900——2000》、《1904——1948:岁月东北》、《铁蹄下的南京》、《抗战一瞬间》等多部著作。)